[轉錄] 批判知識份子於台灣的困境 (夏曉鵑)

<批判知識份子於台灣的困境>

夏曉鵑


...有太多分析。另外，因為我的自我定位，始終在抗拒「學者」的身份，用光興的話，我的「慾望」並不在學術這塊，而比較是在「運動」這塊，所以要我去談台灣知識份子的知識狀況，既不是我的專業，也不是我的慾望。因此，我想要談的是，藉由反省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試著理解台灣所謂批判知識份子的狀況，以及所遭遇到的困境。

在講批判知識份子的狀況之前，我想先以一個具體的事例來談台灣目前主流學術圈的狀態。美國柏克萊大學社會學系教授Michael Burawoy，在二００四年當選美國社會學會的會長，Michael Burawoy是一個比較批判的社會學家，他提了一個概念叫做「公眾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在美國社會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傳統社會學界覺得這是過度干預，堅持社會學者應該要保持客觀中立。Michael Burawoy是位頗有魅力的學者，在他就職演說時，大禮堂中座無虛席，台下的社會學者和研究生們，反應非常熱烈，而他的「公眾社會學」在那時的美國社會學界引起很大的風潮。而這風潮幾乎以「零時差」的速度很快就被引進台灣，Burawoy在他發表就職演說後的第二天便飛往台北，參與台灣社會學界舉辦的公眾社會學工作坊。工作坊中有一個座談是由台灣一些比較有參與社會議題、社會組織的社會學者與Burawoy對談，我也是受邀的與談人之一。在發言中，我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在Burawoy提公眾社會學的時候，台灣社會學界才突然要談公眾社會學？社會學介入社會運動從來不是新鮮事，為什麼是在Burawoy提了這個概念以後才變成是重要的議題？而且東南亞、韓國、日本……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為什麼卻要一個美國學者提了之後，台灣才要講這個東西？」從這個提問，我接著談到知識生產跟國際分工體系的關連，以及美國帝國主義是如何主導世界各地的知識生產，進而呼籲台灣的學界對此應深刻反省，不應安於作為美國學界的「外包商」。有趣的是，與談人發表後的討論時間一開始，一位中研院的學者馬上舉手跟Michael Burawoy道歉：「我要澄清一件事情，我們台灣的學者從來不反美，知識生產就像工業一樣，是沒有什麼霸權不霸權的問題。」我聽了這位中研院學者卑微地向Burawoy「澄清」後，按捺不住情緒舉手回應說：「我當然是反美的，我不是反美國人，而是反美帝！這位學者感到有必要站出來向美國學者澄清和道歉，這舉動便是我想要批判的台灣學界對美帝的依附關係！」在我講完之後，Burawoy很堅定但又有點諷刺地回應：「我也反美帝的。」座談會後，我在洗手間遇見一位不認識的年輕學者，她以有點不可思議的表情對我說：「你好有guts！」我頓時驚覺，自己可能犯了台灣學界的戒律，暗笑自己不知死活，但也慶幸自己是在以結合學術與實踐為宗旨的世新社會發展所教書，因此有足夠的社群支撐，讓我可以在眾多資深學者面前暢所欲言。

上述類似荒謬劇的插曲，或可視為台灣學術圈的具體而微的表現，我想以此讓大家理解，要作為一個批判的知識份子，在台灣首先必須要有足夠的 “guts”，或者要有足夠的「蠢勁」，但如果沒有批判學術社群的支撐，很快地就會因排山倒海的規訓壓力而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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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必須不斷面對來自傳統／主流學術界的規訓壓力外，批判知識份子在涉入社會運動／實踐時，也必須不斷面對社會運動圈對學者的高度不信任。首先，簡介個人社會參與的背景。我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關注所謂「外籍新娘」議題，一九九五年我從提供東南亞婦女學習中文開始，慢慢地展開新移民的組織工作。二００三年底正式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而同時這個組織也跟其他組織成立了聯盟，推動移民／工的運動，所以我幾乎是從無到有地摸索移民運動的發展，從沒有先例的狀況之下開始做這些事，一直投入到現在，沒有中斷過。我為什麼要交代我在這裡投入了十多年，而且等於是從零開始，是因為後來我很驚訝地發現，即便我投入了十多年，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學者跟社運者之間的那種情結、緊張的關係。在此不想牽涉太多細節，具體的說就是，在投入十多年後，我仍然被部份社運者質疑：投入的目的？是以學者還是以組織者的身份參與？

其實台灣的社運團體或是基層的群眾對於學者的不信任是有歷史的。例如原住民運動，因為原住民長期以來被學者不斷地研究，但絕大多數學者做了研究就跑掉，更可惡的是常常以「幫助你們」為誘因得到原住民的配合，但是研究過後原住民的貧困依舊，學者卻成了原住民的專家。工運亦是如此，不少工運團體往往覺得學者都是有陰謀的，因此必須處處提防。我其實相信社運團體對學者的提防是應該的，因為實在有太多的知識份子利用群眾去累積自己的資源。知識份子所具有的一些社會條件，使得社運者會對知識份子－在此指的是批判知識份子，而不是主流知識份子－會有極度的不信任，因為知識份子相對優渥的條件，使得他們隨時可以撤退，也就說，批判知識份子可以講得非常激進，但是仍然可以照樣領薪水而且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而一起打拼的社運伙伴卻可能就是失業，甚至坐牢。

由於認識到社運者的不信任源於知識份具有一個非常容易撤退的社會位置，因此，我學會坦然面對社運者對學者參與社會運動的質疑。曾有段時間參與一些原住民議題，當原住民懷疑我的動機時，我很坦然地回應，你們當然要質疑我，要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絕對不要輕易相信我，你們輕易相信我反而讓我覺得害怕。我一直認為，只要花的時間夠久，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理念，這些不信任的問題便不再是問題。

然而，自己投入十多年心力參與的移民運動，卻仍避免不了被少數組織者質疑：「你做這些事情，跟你學術的累積的關係是什麼？」而且這樣的質疑，並沒有因為我的解釋，甚至以親身參與來證明，而獲得解決，反而像是個不定時炸彈般的，隨時爆破。這樣揮之不去的質疑，讓我抑止不住心中的震驚，因為，此種社運者對批判知識份子的不信任，顯然不是用「時間」和具體實踐就能化解的。因此，我一直苦思，想釐清這種「絕不信任」的情緒，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在思考的過程中，我與許多菲律賓社運的朋友討論，他們在傾聽我的困擾之後也反問我許多問題，而他們的提問讓我領悟許多過去不曾思考的面向。原來，在社會運動深刻而紮實的菲律賓，他們也會有人與人之間的情緒，甚至情結，而他們盡可能地藉著討論，理解情緒／結來源，進而化解；但是如果花了很多心力仍無法化解情緒／結，組織會將有無法化解情緒的人調到不同部門或組織，以避免個人情緒干擾或破壞組織的運作，也讓有情緒／結的人可以藉著拉大時間和空間的距離，能更客觀地分析自己的情緒。於是，我意識到，台灣的社運組織很少，也很弱，因此我們並無法像菲律賓朋友，用組織調度的方式解決參與者間的情緒問題。菲律賓朋友進一步問我：「如果實在無法解決問題，你為何要把力氣耗在少數人的身上？」我很無奈地說：「沒有別人啦！」菲律賓朋友無法理解我的回答，他們說，「怎麼可能？一定有，只要你用心去挖掘，一定有更多更好的人！組織者就是要不斷找到新的人，提供各種條件培養新人，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成熟的組織者，有心有意願的人，便會抓住機會學習，你作為組織者的責任是提供各種機會，讓有心的人有學習的機會，對於拒絕學習和成長為成熟的組織者的人，你並不必為他們的決定負責。」菲律賓朋友的話，像是當頭捧喝，原來，我的問題是，我忘了組織工作不能是少數人完成的，我自以為是的投注心力在某些人身上，終究是個嚴重的錯誤。

透過不斷與菲律賓社運朋友的對話，我慢慢地學會抽離出來分析所謂的「情緒」（不信任）的問題，我意識到，除了上述社運者對於學者的不信任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外，我發覺更大的問題是台灣整體缺乏一個大的氣候，亦即台灣的社運的整體條件是非常薄弱的，我們不只缺乏成熟的社運組織，更缺乏社運的參與者，以及不斷擴大參與和培養新人的工作方法。其他華人地區的朋友，可能覺得台灣的社運很蓬勃，因為看來很活潑，議題很多元，但我總覺得這些只是「過動」，在體質上，我覺得台灣的社運是很淺薄、很脆弱的，而所謂的「弱」倒不是說沒有什麼活力、活動不夠豐富，而是它沒有紮根，成天蹦蹦跳跳，今天搞個議題，明天搞個議題，卻沒有深厚的累積，缺乏對問題根源的分析，以及紮根的組織工作。

而由於大氣候的虛弱，所以批判知識份子常常會被擠壓，到處被拉扯，各種議題要用到學者以專家身份發言時，能找的就是少數就個有guts，不知死活的學者，因此他們往往被過度動員；而要能夠蹲下來跟著團體做草根的組織工作的批判知識份子，更是少的可憐。這種大氣候的虛弱，形成台灣批判知識份子的「累的結構」，既要面對主流學術圈各種壓力（包括因應ＳＳＣＩ等考評、升等機制，以及保守的學術生產氛圍）。以我個人而言，同時要做草根的組織培力、跨團體的連結、與政府的對抗，又要做國際的連結，也還不能忘記學術的生產，所以四分五裂，承受極大的體能和精神的壓力。同時，因為自己身上承載的龐大壓力，而台灣社運組織者又太少，因此我將心力灌注在極少數的人身上，期待他們能盡快獲得養份，成為成熟的組織者，結果被我灌注心力培養的人感到無比的壓力，反彈的情緒可想而知。我與被我企圖培養的人之間，竟然像是單親媽媽與相依為命的孩子般，因為壓力我們變成互相擠壓，而非相互支持。在大家族的環境中，孩子很容易照顧，因為家族的人會一起照顧孩子，而孩子之間也會彼此照顧，因此母親並不會有獨力扶養子女的問題；相對地，單親媽媽沒有資源，只能一股腦地關注自己的孩子，結果孩子因壓力太大而反彈。而在社運大氣候薄弱的台灣，因為缺乏歷史的傳承，這個單親媽媽甚至沒有長輩可以詢問經驗，獲得支持。於是，我必須向鄰居（如菲律賓）尋找對話的對象，借用他們的資源，回過頭來檢視自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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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己不斷被四分五裂的經驗，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批判知識份子在社會運動到底有何作用」的問題。以下是我目前對知識份子的分類。知識份子在社會運動的角色有很多人談過，包括薩伊德等，我覺得過去在談知識份子的時候，可分為幾種類型，第一大類我稱為「菁英主義的知識份子」，又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庸俗的菁英份子」，一種是「傳道的菁英份子」。庸俗的菁英份子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主流的、只想不斷的往既有權力結構向上爬升的人，但那這不是我們要談的重點；第二種是我稱之為「傳道菁英份子」，就是投入社會運動或者某種社會議題，但對於群眾的能力不信任，以一種牧者的方式去看待群眾，自認為能像摩西一般領導群眾，帶領把他們走出困境。

第二大類型知識份子，我稱之為「批判知識份子」，也就是我們大家比較關注的，批判知識份子基本上都相信群眾是有能力的，不同於菁英主義的知識份子，我也把它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我稱之為「姿態性的知識份子」，即相信基層群眾是有能力的，在談所謂群眾的主體性時，具有一種批判的色彩，但僅止於一種理論式的論述，而這種理論式的討論給自己帶來一種另類、批判的光環，相對於「庸俗的知識份子」，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批判，但僅止於此，並沒有將自己的批判理論落實於行動之中，所以我稱之為「姿態性的批判知識份子」；第二種批判知識份子我稱之為「虛無的批判知識份子」，既認為群眾是有主體的，但又很怕自己背叛群眾、被主流收編、被體制收編、被政治收編，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是有優勢的社會位置和資源，所以不敢涉入，扭扭捏捏，永遠處於焦慮當中，最後變成虛無，類似薩伊德或其他的理論家，就是那種每天焦慮地議論知識份子的背叛，然後要流離流亡之類，終日耽溺於自己的焦慮與脆弱之中。以上幾種類型，我認為在台灣有很多，但卻對台灣社會運動幫助不大的批判知識份子。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運動目前極度缺乏一種批判知識份子類型，是我稱之為「有良心的狼人」：他月圓的時候會變成狼，會吃人，可是他是有良心，不想傷害人。所以為了避免自己在月圓的時候無法控制的傷人，在月圓之前就要把自己給斷手斷腳或者綁起來避免自己傷人。「有良心的狼人」是我的比喻，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所以，「有良心的狼人」的批判知識份子，必須讓自己鑲嵌於組織之中，讓自己變成是對組織負責的，而不是個人主義式的。

但是，此種對批判知識份子的想像，與華人知識份子的自我想像相當不同。在我們的養成過程中，因為知識份子總覺得自己是「菁英」，要領導／指揮群眾，或者是說有比一般常人更多的歷史責任。我也是在這樣的菁英教育下成長的，但因為大學畢業後的一些際遇，讓我不斷地反省菁英主義的問題。大學畢業之後，因為會講客家話，而無意間找到一份工作，去當徐正光教授客家農村研究的助理，那個時候我是想去美國，因為，台大畢業就要去美國，這是當時菁英的基本路徑。為了能順利去美國唸書，我留了一年給自己準備考試，我的同學告知中研院一個工作機會，條件是社會系畢業，而且要會講客家話，因為我符合這兩個條件，更順利接下工作。徐正光教授在早期對反對運動相當支持，因此為了支持幾位參與過工運的美濃年輕人，特別是鍾秀梅，而提供了這個客家的研究計畫。鍾秀梅在黨外時期時還是學生，參與了農運跟工運的一些組織工作，然後沒唸完就板退學了。後來在八０年代末期、九０年代初期，整個反對運動被民進黨快速吸納，然後就變成是政黨運動，而且草根就被「用了就丟」，例如農民被帶上街，被打的頭破血流後，許多人嚇得不敢再參與運動，卻造就了幾個政治明星。這個過程當中，幾位美濃年輕人感到失望，因此決定返回農村蹲點，而徐正光教授非常願意支持，提供了研究的經費，而我，就這樣，完全是意外地，參與了美濃的工作。

在美濃的工經驗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因為我在大學那四年，是台灣的學運的轉捩點，大一時正好碰到解嚴，那一年台大記大過的四個學生有三位是我們社會系的學長，整個社會系很焦躁，而在當時整個社會／政治的動盪氛圍中，我當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我跟這些學運的朋友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但是，畢業後我到了美濃的客家農村跟農民接觸後，我才發現我還真的是什麼都不懂，徹底體認知識份子的無用。而我所敬重，大學沒唸畢業卻身經百戰的美濃朋友，他們與我同輩，但他們對台灣社會的分析之精湛，卻是在大學時完全沒有學過的。而他們，跟許多在基層工作的人一樣，非常痛恨台大的學生，特別是台大學運的學生，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就是搞一些花招然後奪得這些光環，最終目的是為自己累積資源。這些台大學運風雲人物在當時還沒有像現在，佔據了各種統治者的高官厚祿，雖然我當時還沒有看清台大菁英的真實面貌，但是美濃的經驗讓我更批判地看到菁英知識份子的姿態，對我產生巨大的影響，總是告誡自己：「我也是這樣被教育的，我要小心一點，要更加自我警愓。」

日後我參與了美濃的反水庫運動，而之前提到的中文班也是在美濃創設的，因為美濃的基礎也開始做了些事情。後來很幸運地參與世新社會發展所的創所工作，一九九七年有機會第一次到了菲律賓，菲律賓的社會運動具有非常非常堅強的群眾基礎，讓我非常震憾。譬如我到貧民窟遇到沒有受過太多正式教育，卻參與社運組織的群眾，他們能非常完整簡報對菲律賓的政治經濟歷史分析，從西班牙殖民時期到現在的全球化，不僅具體，亦有分析的視野。我很汗顏，怎麼唸了博士還沒有他們分析的透徹，而且，我在菲律賓的各種場域，都遇見過這樣的人，從尼拉貧民窟，到原住民高山部落。而後，我開始瞭解菲律賓的草根組織工作法，如何透過淺顯易懂的方式，協助群眾分析自身的經驗，而這些方法早在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累積多年。自一九九七年之後，我就一直不斷的跟菲律賓的組織還有其他國家的草根組織互動；菲律賓的運動很清楚地區分了NGO跟群眾／草根組織，群眾組織不是NGO，不是坐辦公室的，不是知識份子主導，而是群眾自我組織。與菲律賓的互動給我非常關鍵的影響，因為我看到一個參照點，體認了對於群眾的能力的信任，不是只有信仰的問題，而是看到它如何被實踐出來，具體呈現在我的眼前。

記得十多年前開始在創辦識字班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善意提配我：「曉鵑你在搞什麼？那樣太慢了，你要搞就直接搞記者會，找個立委站台，然後記者會就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會改變狀況。」但我拒絕了朋友的建議，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有權力為新移民女性代言。雖然一直在抗拒，但是朋友們的建議其實是很大的誘感，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說這樣做太慢，甚至有些比較激進的社運團體的朋友批評我只是在搞慈善事業，跟社會運動無關。幸而，在菲律賓我親眼看到了群眾組織的巨大力量，讓我得以在精神上找到依靠，堅持下去。但是，這個過程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如我前面所說的「單親媽媽」的比喻，更糟的是，單親媽媽自己還沒有媽媽，所以根本也沒有學習的對象，也沒有互相支授的網絡，所變成四分五裂，也會造成我在組織年輕幹部時成了一種壓力，挑起他們的反彈。這種反彈是有上述結構性的問題，但因為弄不清問題，而不斷以一種對知識份子不信任的方式情緒地呈顯，也因此不論我花了十幾年的心力，仍然必須不斷被質疑：「你是以學者身份或組織者身份參與？」

從自身的困境出發，透過與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參照，我認為，台灣最缺乏的是「有良心的狼人」的批判知識份子的類型。而「有良心的狼人」的批判知識份子有哪些任務呢？第一，必須揚棄上述「虛無」跟「姿態」的問題；第二是要有非常紮根於現實上的分析，因為我還是相信運動需要有分析才能夠往前的。而社會運動需要什麼樣的分析呢？我覺得是要有歷史與比較觀點的，特別是從歷史與比較的觀點做為社會運動的反省與檢討，提供現在運動的借鏡，這些分析目前十分缺乏，而這是知識份子應該要做的任務；也就是我們的分析，必須要跟現實緊密的扣連，同時要跟行動緊密的扣連，所以知識份子必須要跟社運組織之間形成一種相互編組的有機合作，也就是我們不是單幹戶，不是我們今天想到要分析什麼就分析什麼，而是把自己鑲嵌到組織運作當中。

第三，我覺得參與運動的批判知識份子仍然必須面對主流學界的壓迫，特別是現在像發心瘋似的SSCI與各種評鑑機制，因為論述仍是重要的戰場，如果我們放棄這戰場，整個社會，尤其是更年輕的學生，所接收到的都是保守、鞏固統治結構的思維。但是，要突破這個主流論述的宰制，不可能靠單兵作戰，因為任何一個想要做「有良心的狼人」的知識份子在各個學術單位中獨立奮鬥，終究會陣亡，也許能撐個兩、三年，但是那個日益龐大而全面的壓力，並非個人堅持就能突破的。我個人較幸運的是因為世新社發所的宗旨就是要「有學有術」，與運動結合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此我在組織和社運工作的事，都是在完成社發所給我的任務，可以獲得同儕的支持甚至肯定。但是，全台灣有多少學術單位能像世新社發所提供這樣的批判空間？在學界的批判知識份子所承受的壓力就像是職業婦女般，是雙重的負擔，因為我們在做運動的同時，又要兼顧學術的品質，甚至要超越一般學術的要求來證明自己是有學術能力的。而我們要如何去突破，批判知識份要如何建立社群，把學術當作一種社會運動，也就是建立一種學術的運動，打開批判論述的空間，我覺得是相當關鍵的課題。

第四，批判知識份子要學習如何成為社運的一部分，從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成果，如何回饋到社會運動，我覺得這些都應有一貫性。然而，我們所受的訓練卻是非常菁英的、強調個人主義，我們從小開始就是不斷要你變成「英雄」，變成「菁英」，菁英的意思就是你腳底下踩越多人代表你越成功，這思維都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面，必須不斷自我挑戰。另外，菁英訓練的結果造成我們知識份子不知道怎麼跟群眾互動，甚至連跟他們講話、哈拉都不太會，因為我們的養成過程就是要讓你變得跟群眾不一樣。即使是出身工農家庭的人，通常也因為你是家裡會唸書的孩子，父母親就會不讓你跟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幹活，而把所有資源投在你身上，所以就算工農階級出身，會唸書的這些孩子早已經失去跟工農階級講話的能力，甚至和父母親講話的能力都沒有了。而所謂與群眾站在一起，並不是自以為模仿群眾，如吃檳榔、喝酒……等膚淺的表現與姿態，而是要學習如何將我們所看到的或是分析的東西，以一種可以與群眾對話的方式與他們互動，這些都需用身體去實踐才能慢慢學習。在世新社發所，我們嘗試做這樣的事情，嘗試訓練學生成為「有學有術」，又要有分析問題的能力，又要能夠與群眾站在一起，具有組織工作的能力。但問題是，我們訓練這樣的人出來之後，這些學生要去哪？整體環境並沒有辦法吸納新的組織者，沒有實踐的場域，便無法鍛鍊有學有術的能力。因此，在學校受過訓練的
學生，沒有社運大環境的繼續培養，很容易就退縮到社會主流的軌道。其實這些結構性的因素，也使得我在看到某些學生有熱情想要投入社運／組織工作時，會不自覺的將自己所有的資源灌注在他們身上，因而產生抗拒。

總而言之，批判知識份子的困境是與整個社會環境的各種層次環環相扣的，因為整個批判的社會空間沒有被打開來，造成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常疲累、四分五裂的狀態。而要打開整體社會的空間，不論是投入實際的社運，或是挑戰主流學術界的保守勢力，批判知識份子絕對不能再單打獨鬥。唯有透過集體的力量，我們才能逐步改變現況；自怨自艾、焦慮虛無，只是不斷地複製現有的結構而已，與菁英的知識份子對於這個社會的作用，並無根本的不同。